1. 上古之世，人民少而禽獸衆，人民不勝禽獸蟲蛇。有聖人作，構木爲巢以避群害，而民悅之，使王天下，號曰有巢氏。民食果蓏蚌蛤，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，民多疾病。有聖人作，鑽燧取火以化腥臊，而民說之，使王天下，號之曰燧人氏。中古之世，天下大水，而鯀、禹决瀆。近古之世，桀、紂暴亂，而湯、武征伐。今有構木鑽燧于夏後氏之世者，必爲鯀、禹笑矣；有决瀆于殷、周之世者，必爲湯、武笑矣。然則今有美堯、舜、湯、武、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，必爲新聖笑矣。是以聖人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，論世之事，因爲之備。宋有人耕田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觸株，折頸而死，因釋其耒而守株，冀複得兔，兔不可複得，而身爲宋國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，治當世之民，皆守株之類也。
白話翻譯
上古時代，人民少而禽獸多，人民經受不住禽獸蟲蛇的侵害。有位聖人起來，用樹枝搭成像鳥巢一樣的住處來避免各種禽獸的侵害，人民就愛戴他，讓他統治天下，號稱有巢氏。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裏的蛤蜊，有腥臊難聞的氣味而傷害腸胃，人民有很多疾病。有位聖人起來，鑽木取火，燒熟食物以去掉腥臊氣味，人民就愛戴他，讓他統治天下，號稱燧人氏。中古時代，天下出現洪水，鯀和禹疏通河道。近古時代，夏桀和商紂殘暴昏亂，商湯和周武王起兵征討。假如在夏朝時還有構木爲巢、鑽燧取火的人，一定會被鯀和禹所嘲笑；假如在殷商和周代還有像鯀和禹那樣疏通河道的人，一定會被商湯和周武王所嘲笑。然而，假如當今之世有人贊美堯、舜、湯、武、禹那一套辦法，也一定會被新時代的聖人所嘲笑。因此，新時代的聖人不羡慕遠古時代，不效法永恒不變的常規，而是研究當代的實際情况，從而采取相應的措施。宋國有個農民，他的田地裏有一個樹樁，有一天一隻兔子奔跑時撞到樹樁上，碰斷脖子死了，這個農民因此就放下農具而守候在樹樁旁，希望再次得到死兔。兔子當然不可能再得到了，而他自己却受到宋國人嘲笑。現在還想用先王的政治來治理當代的民衆，也就像守株待兔一樣可笑。
2. 古者丈夫不耕，草木之實足食也；婦人不織，禽獸之皮足衣也。不事力而養足，人民少而財有餘，故民不爭。是以厚賞不行，重罰不用，而民自治。今人有五子不爲多，子又有五子，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。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，事力勞而供養薄，故民爭，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。
白話翻譯
古時侯男人不耕地，是因爲草木的果實充足够吃；婦女不紡織，是因爲禽獸的毛皮充足够穿。不用費力勞動而生活給養就很充足，人民數量少而財物有多餘的，所以人民不爭奪。因此不必施行厚賞，也不用進行重罰，人民自然安定。現在的人一個人有五個孩子不算多，每個孩子分別又有五個孩子，祖父還沒死就有二十五個孫子。因此，人民數量增多而財物缺少，費力勞動而供養微薄，所以人民相互爭奪，即使加倍地獎賞和多次地懲罰，也難免禍亂。
3. 堯之王天下也，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斫；糲粢之食，藿之羹；冬日麂裘，夏日葛衣；雖監門之服養，不虧于此矣。禹之王天下也，身執耒歃以爲民先，股無肢，脛不生毛，雖臣虜之勞，不苦于此矣。以是言之，夫古之讓天子者，是去監門之養，而離臣虜之勞也，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。今之縣令，一日身死，子孫累世絜駕，故人重之。是以人之于讓也，輕辭古之天子，難去今之縣令者，薄厚之實异也。夫山居而穀汲者，臘而相遺以水；澤居苦水者，買庸而决竇。故饑歲之春，幼弟不餉；穰歲之秋，疏客必食。非疏骨肉愛過客也，多少之實异也。是以古之易財，非仁也，財多也；今之爭奪，非鄙也，財寡也。輕辭天子，非高也，勢薄也；爭士橐，非下也，權重也。故聖人議多少、論薄厚爲之政。故罰薄不爲慈，誅嚴不爲戾，稱俗而行也。故事因于世，而備適于事。
白話翻譯
堯統治天下時，茅草屋頂不用修剪，櫟木椽子不用砍削；吃的是粗糧，喝的是野菜湯；冬天披的是質量很差的獸皮衣，夏天穿的是用葛纖維做的粗布衣；現在即使是看門的人吃穿也不會比這更差了。禹統治天下時，自己拿著農具走在民衆的前面，累得大腿肌肉消瘦，小腿上汗毛也磨掉了，現在即使是奴隸的勞動，也不比這更苦。就此而言，古人讓出天子王位，不過是去掉看門人那樣的供養，離開奴隸般的勞苦而已，所以古代人把天下傳給別人也不值得贊揚。當今的縣令，一旦死去，他的子孫接連幾代都會有馬車坐，所以人們看重縣令的位置。因此，人們對于讓位這件事，很容易辭掉古代的天子，却很難辭去現在的縣令，這是因爲利益待遇的大小實在很不相同啊。住在山上要到深谷去打水的人，遇到節日，用水作禮物互相贈送；住在窪地苦于水澇的人，却要雇人去挖渠排水。所以荒年的春天，對自己幼小的弟弟也沒有食物供給；豐年的秋天，對來往很少的遠方客人也一定招待吃喝。這不是疏遠自己的親人偏愛過路的客人，而是因爲收成的多少實在很不相同啊。因此，古人輕視財物，幷不是講仁慈，而是財物很多；今人爭奪財物，幷不是太貪吝，而是財物太少。輕易地辭掉天子職位，不是什麽品德高尚，而是因爲古代的權勢很小；爭奪官職和依附權貴，不是什麽品德卑下，而是因爲今天的權勢很大。所以聖人研究社會財富的多少，考慮權勢的輕重，然後制定相應的政治措施。所以懲罰輕不是仁慈，誅殺嚴不是凶暴，是適應社會情况而行事。因此，政事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，措施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政事。
4. 古者大王處豐、鎬之間，地方百里，行仁義而懷西戎，遂王天下。徐偃王處漢東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義，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。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，遂滅之。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，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，是仁義用于古不用于今也。故曰：世异則事异。當舜之時，有苗不服，禹將伐之。舜曰：“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，非道也。”乃修教三年，執干戚舞，有苗乃服。共工之戰，鐵銛矩者及乎敵，鎧甲不堅者傷乎體。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。故曰：事异則備變。上古競于道德，中世逐于智謀，當今爭于氣力。齊將攻魯，魯使子貢說之。齊人曰：“子言非不辯也，吾所欲者土地也，非斯言所謂也。”遂舉兵伐魯，去門十裏以爲界。故偃王仁義而徐亡，子貢辯智而魯削。以是言之，夫仁義辯智，非所以持國也。去偃王之仁，息子貢之智，循徐、魯之力使敵萬乘，則齊、荊之欲不得行于二國矣。
白話翻譯
古時候周文王處于豐、鎬一帶，土地不過方圓百里，他推行仁義懷柔西戎，于是就統治了天下。徐偃王居于漢水以東，土地方圓五百里，他推行仁義有三十六個國家向他割地朝貢。楚文王害怕徐國會危害自己，就起兵討伐徐國，于是把它滅掉了。周文王推行仁義而統治天下，徐偃王推行仁義而喪失國家，這說明仁義可以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今天。因此說：時代不同了，事情就會隨之變化。當舜統治天下時，苗族人不服，禹準備去討伐他們。舜說：“不行。我們崇尚道德還不够深厚而動用武力，這不是正確的治國原則。”于是連續三年進行德教和精神感化，人們拿著兵器跳舞，苗族人就降服了。到了共工打仗的時候，武器短的被敵人擊中，鎧甲不堅固的身體受到傷害。說明拿著兵器跳舞來教化的方法，只適用于古代，不適用于現代。所以說：事情變了，措施就要跟著改變。上古時在道德上競爭，中世時在智謀上角逐，當今則在力量上較量。齊國將要攻打魯國，魯國派子貢去游說齊人。齊國人說：“你的話不是沒有道理，但我想要的是土地，不是你說的那一套空話。”于是就發兵攻打魯國，一直打到離魯國都城城門十裏的地方作爲邊界。所以徐偃王推行仁義而徐國滅亡，子貢善于辯說而魯國喪失土地。由此說來，仁義、辯智都是不能用來保全國家的。拋弃徐偃王的仁義，不用子貢的辯智，依靠徐國、魯國的力量來抵抗擁有强大軍隊的國家，那麽齊國、楚國的野心就不能在徐、魯兩國得逞了。
5. 夫古今异俗，新故异備。如欲以寬緩之政，治急世之民，猶無轡策而禦駻馬，此不知之患也。今儒、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，則視民如父母。何以明其然也？曰：“司寇行刑，君爲之不舉樂；聞死刑之報，君爲流涕。”此所舉先王也。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，推是言之，是無亂父子也。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，皆見愛而未必治也，雖厚愛矣，奚遽不亂？今先王之愛民，不過父母之愛子，子未必不亂也，則民奚遽治哉？且夫以法行刑，而君爲之流涕，此以效仁，非以爲治也。夫垂泣不欲刑者，仁也；然而不可不刑者，法也。先王勝其法，不聽其泣，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。
白話翻譯
古今的社會情况不同，新舊時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樣。假如想用寬容和緩的仁政去治理處在急劇變動時代的民衆，就好像沒有繮繩和鞭子而去駕馭烈馬一樣，這是不明智所帶來的禍害。現在儒、墨兩家都稱頌先王愛天下的一切人，看待民衆就像父母疼愛子女一樣，拿什麽來證明它是這樣的呢？人們說：“司寇行刑時，君主爲此而停止奏樂；聽到死刑的判决，君主爲此流泪。”這就是他們所列舉的先王的例證。如果認爲君臣的關係如同父子的關係，天下就一定能治理好，那麽按照這種說法推論，天下就應該沒有不和睦的父子了。就人的本性而言，沒有一種愛能超過父母對子女的愛，儘管子女都受到父母的愛護，但家庭未必和睦，即使愛得深厚，怎麽就能保證不發生衝突呢？先王愛民，不會超過父母關愛子女，但子女未必不會叛逆，那麽民衆怎麽就一定能治理好呢？况且按法令執行刑罰，君主却爲之流泪，用這個表示仁愛，是不可以用來治國的。流著眼泪而不想用刑，這是君主的仁慈；然而却不能不用刑，這是國家的法制。先王把以法辦事放在首位，而不聽從仁慈的心腸辦事，那麽不能用仁慈來治國，道理也就很清楚了。
6. 且民者固服于勢，寡能懷于義。仲尼，天下聖人也，修行明道以游海內，海內說其仁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。蓋貴仁者寡，能義者難也。故以天下之大，而爲服役者七十人，而仁義者一人。魯哀公，下主也，南面君國，境內之民莫敢不臣。民者固服于勢，誠易以服人，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。仲尼非懷其義，服其勢也。故以義則仲尼不服于哀公，乘勢則哀公臣仲尼。今學者之說人主也，不乘必勝之勢，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，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，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，此必不得之數也。
白話翻譯
况且民衆本來就屈服于權勢，很少能被仁義所感化的。孔丘，是天下的聖人，修養德行，宣傳儒學，周游海內，天下的人都喜歡他的仁，贊美他的義，而願爲他效勞的門徒只有七十人。這大概是因爲看重仁的人很少，能够做到義是很難的。所以以天下之廣大，而能聽從他指使的人只有七十人，而行仁義的只有孔丘自己一個人。魯哀公是一個不高明的君主，他坐在朝廷裏統治國家，國內的老百姓沒有敢不服從的。老百姓總是屈服于權勢的，權勢也的確容易使人服從，所以孔丘做了臣子，而哀公反而做了國君。孔丘幷不是胸懷哀公的義，而是服從他的權勢。所以根據義，孔丘不會臣服于魯哀公，然而憑藉權勢，哀公就可以讓孔丘臣服。現在的學者勸說君主，不是讓君主依仗必勝的權勢，而是讓君主致力于行仁義就可以稱王天下，這是要求君主必須做到像孔丘那樣，而把世上的普通民衆都當成孔丘的門徒，這是必定行不通的辦法。
7. 今有不才之子，父母怒之弗爲改，鄉人譙之弗爲動，師長教之弗爲變。夫以父母之愛、鄉人之行、師長之智，三美加焉，而終不動，其脛毛不改。州部之吏，操官兵，推公法，而求索奸人，然後恐懼，變其節，易其行矣。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，必待州部之嚴刑者，民固驕于愛、聽于威矣。故十仞之城，樓季弗能逾者，峭也；千仞之山，跛牂易牧者，夷也。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。布帛尋常，庸人不釋；鑠金百溢，盜跖不掇。不必害，則不釋尋常；必害手，則不掇百溢。故明主必其誅也。是以賞莫如厚而信，使民利之；罰莫如重而必，使民畏之；法莫如一而固，使民知之。故主施賞不遷，行誅無赦，譽輔其賞毀隨其罰，則賢、不肖俱盡其力矣。
白話翻譯
現在有一個不成器的孩子，父母訓斥他，他不悔改；老鄉責備他，他無動于衷；老師教誨他，他不肯改變。把父母的慈愛、老鄉的品德、老師的智慧這三樣美好的東西，一起施加到他身上，然而他始終不被觸動，絲毫也不改變。直到地方官吏拿著官府的兵器，執行國家的法令，到處搜捕壞人的時候，他才感到恐懼，改變了壞品行，糾正了壞行爲。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育好子女，必須等待官吏執行嚴厲的刑罰，這是因爲人們總是受到慈愛就驕橫，見到權威就服從。因此十仞高的城墻，即使是善于攀登的樓季也不能越過，因爲它太險峻了；千仞高的大山，就是跛脚的母羊也容易放牧，因爲它的坡度平緩。所以英明的君王總是嚴峻地制訂國法幷嚴格地執行刑罰。一丈左右的布帛，一般人見了也捨不得放手；成百上千兩黃金正在熔化，即使是盜跖也不敢去拿。不是一定會受害時，很小的東西也不願放弃；一定會燒傷手時，就是大量的金子也不敢去取。所以英明的君主必須要堅定地執行刑罰。因此獎賞不妨優厚而堅决兌現，使民衆黨派有利可圖；懲罰不妨嚴厲且堅决執行，使民衆感到畏懼；法令不妨統一而固定，使民衆都知道。所以，君主施行獎賞而不隨意改變，執行懲罰不會有赦免，給予獎賞的同時輔以榮譽，實施懲罰的同時加以惡名，這樣賢能的人和不賢能的人都會盡力去幹事。
8. 今則不然。其有功也爵之，而卑其士官也；以其耕作也賞之，而少其家業也；以其不收也外之，而高其輕世也；以其犯禁罪之，而多其有勇也。毀譽、賞罰之所加者，相與悖繆也，故法禁壞而民愈亂。今兄弟被侵，必攻者，廉也；知友辱，隨仇者，貞也。廉貞之行成，而君上之法犯矣。人主尊貞廉之行，而忘犯禁之罪，故民程于勇，而吏不能勝也。不事力而衣食，謂之能；不戰功而尊，則謂之賢。賢能之行成，而兵弱而地荒矣。人主說賢能之行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，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。
白話翻譯
况且民衆本來就屈服于權勢，很少能被仁義所感化的。孔丘，是天下的聖人，修養德行，宣傳儒學，周游海內，天下的人都喜歡他的仁，贊美他的義，而願爲他效勞的門徒只有七十人。這大概是因爲看重仁的人很少，能够做到義是很難的。所以以天下之廣大，而能聽從他指使的人只有七十人，而行仁義的只有孔丘自己一個人。魯哀公是一個不高明的君主，他坐在朝廷裏統治國家，國內的老百姓沒有敢不服從的。老百姓總是屈服于權勢的，權勢也的確容易使人服從，所以孔丘做了臣子，而哀公反而做了國君。孔丘幷不是胸懷哀公的義，而是服從他的權勢。所以根據義，孔丘不會臣服于魯哀公，然而憑藉權勢，哀公就可以讓孔丘臣服。現在的學者勸說君主，不是讓君主依仗必勝的權勢，而是讓君主致力于行仁義就可以稱王天下，這是要求君主必須做到像孔丘那樣，而把世上的普通民衆都當成孔丘的門徒，這是必定行不通的辦法。
9. 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，而人主兼禮之，此所以亂也。夫離法者罪，而諸先王以文學取；犯禁者誅，而群俠以私劍養。故法之所非，君之所取；吏之所誅，上之所養也。法、趣、上、下，四相反也，而無所定，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。故行仁義者非所譽，譽之則害功；文學者非所用，用之則亂法。楚之有直躬，其父竊羊，而謁之吏。令尹曰：“殺之！”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，報而罪之。以是觀之，夫君之直臣，父之暴子也。魯人從君戰，三戰三北。仲尼問其故，對曰：“吾有老父，身死莫之養也。”仲尼以爲孝，舉而上之。以是觀之，夫父之孝子，君之背臣也。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，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。上下之利，若是其异也，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，而求致社稷之福，必不幾矣。
白話翻譯
儒家利用文學擾亂法治，游俠依靠武力違犯禁令，然而君主對他們都以禮相待，這就是造成國家禍亂的原因。觸犯法制的本該治罪，而那些儒生却因懂得文學得到錄用；違反禁令的本該懲罰，而那些游俠却因不守法令仗劍行凶得到供養。因此，法令所反對的，君主却加以任用；官吏要處罰的，君主却加以供養。法治所反對的和君主所任用的，官吏所懲罰的和君主所供養的，這四種情况互相矛盾沒有確定的標準，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理好國家。所以對推行仁義的人不應該稱贊，稱贊他們就會危害耕戰；對搞文學的人不應該任用，任用他們就會擾亂法治。楚國有個很正直的人名叫直躬，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，他向官吏告發。令尹說：“殺掉他！”認爲他對君主雖然忠心，對父親却是大逆不道，因而判他有罪。由此看來，君主的直臣却是父親的逆子。有個魯國人跟隨君主打仗，三次上陣三次敗逃。孔丘問他什麽緣故，他回答說：“我上有老父，我如果戰死就沒有人供養他。”孔丘認爲他是孝子，就提拔他做官。由此看來，父親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。所以令尹殺了直躬，楚國的壞人壞事就沒有人向上報告了；孔丘獎勵了逃兵，魯國人就容易投降敵人，臨陣脫逃了。國家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是如此不同，君主既推崇個人的私利行爲又謀求國家的利益，一定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。
10.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，自環者謂之私，背私謂之公，公私之相背也，乃蒼頡固以知之矣。今以爲同利者，不察之患也，然則爲匹夫計者，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。行義修則見信，見信則受事；文學習則爲明師，爲明師則顯榮：此匹夫之美也。然則無功而受事，無爵而顯榮，爲有政如此，則國必亂，主必危矣。故不相容之事，不兩立也。斬敵者受賞，而高慈惠之行；拔城者受爵祿，而信廉愛之說；堅甲厲兵以備難，而美薦紳之飾；富國以農，距敵恃卒，而貴文學之士；廢敬上畏法之民，而養游俠私劍之屬。舉行如此，治强不可得也。國平養儒俠，難至用介士，所利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利。是故服事者簡其業，而于游學者日衆，是世之所以亂也。
白話翻譯
古代蒼頡創造文字，把爲自己盤算叫做“私”，和“私”相反的叫做“公”。公私的相互對立，那是蒼頡本來就知道的了。現在認爲公私的利益相同，是沒有明察的失誤。那麽爲個人打算，不如去修養品德、研習文學。品德修養好了就會受到信任重用，受到信任重用就能接受官職；文學研習好了就可以成爲明師，成爲明師就可以顯貴榮耀。這是個人美滿的事。然而沒有功勞却能接受官職，沒有爵位却能顯貴榮耀，如此處理政事，國家就必然混亂，君主就必然有危難。因此互不相容的事是不能幷存的。殺敵的受獎賞，同時又推行仁慈厚道的品行；攻克城池的受爵祿，同時又信奉清廉慈愛的學說；加强戒備以預防戰亂，同時又贊美寬袍大袖的服飾；富國靠農民，抗敵靠士卒，同時又尊崇文學之士；不用尊君守法的臣民，却供養游俠刺客之類的人。像這樣做，要想把國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。國家太平時養儒、俠，戰爭發生時用士兵，國家給予利益的人，不是國家所要用的人，國家所要用的人，却得不到國家的利益。因此農民和士兵就會荒廢他們的職業，游俠和儒生却一天天多起來，這就是社會之所以發生禍亂的原因。
11. 且世之所謂賢者，貞信之行也；所謂智者，微妙之言也。微妙之言，上智之所難知也。今爲衆人法，而以上智之所難知，則民無從識之矣。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，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綉。夫治世之事，急者不得，則緩者非所務也。今所治之政，民間之事，夫婦所明知者不用，而慕上知之論，則其于治反矣。故微妙之言，非民務也。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，必將貴不欺之士；不欺之士者，亦無不欺之術也。布衣相與交，無富厚以相利，無威勢以相懼也，故求不欺之士。今人主處制人之勢，有一國之厚，重賞嚴誅，得操其柄，以修明術之所燭，雖有田常、子罕之臣，不敢欺也，奚待于不欺之士？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，而境內之官以百數，必任貞信之士，則人不足官。人不足官，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。故明主之道，一法而不求智，固術而不慕信，故法不敗，而群官無奸詐矣。
白話翻譯
况且社會上所謂的賢人，是指他們有忠貞誠實的行爲；所謂智者，是指他們善于深奧玄妙的言辭。深奧玄妙的言辭，就是智慧極高的人也難以理解。現在把智慧極高的人所難以理解的微妙之言，作爲民衆的行爲規範，民衆就無從懂得它。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去追求精美的飯食，連粗布衣服都穿得破破爛爛的人是不會去渴望有刺綉的華麗服裝。治理國家的事情，如果急切的事情還沒有辦好，緩慢的事情就不要急著去辦。現在所治理的國家的政事以及民間的常事，那些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不被運用，却去羡慕智慧極高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論，這就違反了治國的原則。所以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，不是普通民衆所追求的。至于看重忠貞誠實的行爲，就必然會尊重不搞欺騙的人；其實不搞欺騙的人，也沒有讓人不搞欺騙的辦法。平民相互結交，沒有豐厚的財物互相利用，也沒有什麽權勢互相威脅，所以才尋求不搞欺騙的人。現在君主有著控制人的權勢，擁有一國的財富，掌握重賞嚴罰的大權，可以很好地處理用術所洞察的問題，即使有田常、子罕一類的臣子，也不敢進行欺騙了，爲什麽要等待忠誠不欺的人呢？今天忠貞誠信的人太少了，而國內所需要的官吏却數以百計，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貞誠信的人，那麽能做官的人就不够官職所需的人數。人數不够官職所需，那麽能够把政事辦好的人就很少，而把政事搞亂的人就很多。因此，英明君主的治國原則是，專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，堅定地用術而不崇尚誠信，這樣法治就不會敗壞，群臣也就不會有奸詐的行爲了。
12. 今人主之于言也，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；其用于行也，美其聲而不責其功。是以天下之衆，其談言者務爲辨而不周于用，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，而政不免于亂；行身者競于爲高而不合于功，故智士退處岩穴，歸祿不受，而兵不免于弱，政不免于亂，此其故何也？民之所譽，上之所禮，亂國之術也。今境內之民皆言治，藏商、管之法者家有之，而國貧，言耕者衆，執耒者寡也；境內皆言兵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，而兵愈弱，言戰者多，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，不聽其言；賞其功，伐禁無用。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。夫耕之用力也勞，而民爲之者，曰：可得以富也。戰之事也危，而民爲之者，曰：可得以貴也。今修文學，習言談，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，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，則人孰不爲也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。事智者衆，則法敗；用力者寡，則國貧：此世之所以亂也。故明主之國，無書簡之文，以法爲教；無先王之語，以吏爲師；無私劍之捍，以斬首爲勇。是境內之民，其言談者必軌于法，動作者歸之于功，爲勇者盡之于軍。是故無事則國富，有事則兵强，此之謂王資。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，必此法也。
白話翻譯
現在的君主對于言談，只喜歡它的巧言善辯而不管它的內容是否適當；用人做事，只欣賞他的虛名而不責求他辦事的功效。因此天下的民衆，那些擅長辭令的人都致力于巧言善辯而不考慮是否實用，所以導致稱引先王、大談仁義的人充滿朝廷，而國家的政事就難免不混亂；那些注重道德修養的人都競相標榜清高，而不符合國家的事功，所以有智慧的人都隱居深山，歸還君主給他的俸祿而不願意接受，致使國家的兵力難免不被削弱。國家的兵力難免不被削弱，政事就難免不混亂，造成這種局面的究竟是什麽原因呢？民衆所稱贊的，君主所尊重的，都是使國家混亂的辦法。現在國內的民衆都在議論治理國家的問題，收藏商鞅、管仲法家著述的人幾乎每家都有，可是國家却越來越貧窮，這是因爲空談農耕的人很多，而實際種地的人很少；國內的民衆都在議論軍事問題，收藏孫子、吳起兵書的人幾乎每家都有，可是國家的兵力却越來越軟弱，這是因爲空談戰爭的人很多，而實際上戰場的人很少。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民衆的氣力，而不聽他們空談；獎勵民衆的功勞，而堅决禁止無用的行爲。所以民衆就會竭盡全力來服從君主。耕地用力是很辛苦的勞作，而老百姓還願意去幹，說：“可以由此富裕起來。”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險的，而老百姓仍然願意去打仗，說：“可以由此顯貴。”現在講求文學從事言談的人，沒有農耕的勞苦而享有財富的實惠，沒有打仗的危險却能獲得顯貴的尊位，那麽誰不願意這樣做呢？所以許多人去從事智辯活動，極少的人爲國出力。從事智辯活動的人多了，法治就會敗壞；爲國出力的人少了，國家就會貧窮：這就是社會之所以混亂的原因。
13. 今則不然，士民縱恣于內，言談者爲勢于外，外內稱惡，以待强敵，不亦殆乎！故群臣之言外事者，非有分于從衡之黨，則有仇仇之忠，而借力于國也。從者，合衆强以攻一弱也；而衡者，事一强以攻衆弱也：皆非所以持國也。今人臣之言衡者，皆曰：“不事大，則遇敵受禍矣。”事大未必有實，則舉圖而委，效璽而請兵矣。獻圖則地削，效璽則名卑，地削則國削，名卑則政亂矣。事大爲衡，未見其利也，而亡地亂政矣。人臣之言從者，皆曰：“不救小而伐大，則失天下，失天下則國危，國危而主卑。”救小未必有實，則起兵而敵大矣。救小未必能存，而交大未必不有疏，有疏則爲强國制矣。出兵則軍敗，退守則城拔。救小爲從，未見其利，而亡地敗軍矣。是故事强，則以外權士官于內；求小，則以內重求利于外。國利未立，封土厚祿至矣；主上雖卑，人臣尊矣；國地雖削，私家富矣。事成，則以權長重；事敗，則以富退處。人主之于其聽說也于其臣，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；事敗而弗誅，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繳之說而僥幸其後？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。此其故何也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，不察當否之言，而誅罰不必其後也。皆曰：“外事，大可以王，小可以安。”夫王者，能攻人者也；而安，則不可攻也。强，則能攻人者也；治，則不可攻也。治强不可責于外，內政之有也。今不行法術于內，而事智于外，則不至于治强矣。
白話翻譯
現在却不是這樣，士民在國內違法亂紀，言談者在國外造就自己的聲勢，他們內外一同作惡，要對付强大的敵人，不是也很危險嗎！所以那些議論外交大事的群臣，不是屬合縱或連橫的一黨，就是對某國懷有報仇的私心，想借助國內的力量進行報復。合縱，就是聯合衆多弱小的國家去攻打一個强國；而連橫，就是事奉一個强國去攻打許多弱小的國家：這都不是保全國家的辦法。當今主張連橫的大臣們都說：“不事奉大國，遇到强敵就會受到禍害。”事奉大國不一定有什麽實際好處，必須先獻出本國的地圖，呈上國家的印章來求得軍事上援助。獻出地圖，國家的土地就會縮小；獻上印章，君主的名聲就會降低；國土縮小國家就削弱，君主名聲降低政治就混亂了。事奉大國參與連橫，還沒有看到它的利益，就已喪失了土地，搞亂了政治。主張合縱的大臣們都說：“不去援救小國而攻打大國，就會失去天下各國的信任，失去天下各國的信任，國家就危險了，國家危險了，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。”援救小國不一定有實際的好處，且要起兵對抗大國。援救小國不一定能保存小國，對抗大國不一定沒有疏失，有疏失就會被强國所制服。出兵打仗軍隊就會失敗，退兵防守城池就會被攻占。援救小國參與合縱還沒有看到它的利益，就已喪失了國土，讓軍隊打了敗仗。因此，事奉强國，就讓那些主張連橫的人借助國外勢力在國內撈取官職；援救小國，就讓那些主張合縱的人借助國內的權勢在國外取得好處。國家的利益沒有確立，而那些搞連橫合縱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祿撈到手了；君主的地位降低了，而臣子的地位却尊貴起來；國家的土地被削弱了，權門豪族却富足了。事情成功了，那些縱橫家憑藉獵取的權勢長期受到重用；事情失敗了，他們就靠獲得的財富隱居起來。君主聽取了那些搞合縱連橫的臣下的意見，事情還沒有辦成就給予他們很高的爵位與俸祿；事情失敗了也不責罰他們，那麽游說之士誰不願意用獵取功名富貴的花言巧語來謀取爵祿，而希望在事敗之後僥幸地免除禍害呢？所以國家破滅、君主死亡都是因爲聽信了那些縱橫家的誇誇其談。這其中的緣故是什麽呢？是因爲君主分不清公與私的利益，沒有考察正確與錯誤的言論，事敗之後又不堅决懲罰他們。都說：“搞外交，收效大的可以稱王天下，收效小的可以保持安全。”所謂稱王天下，就是能攻打別人；所謂保持安全，就是不可能被別人所攻破。强大，就是能進攻別人；安定，就是不可能被別人所攻破。國家的安定强大不能救助于外交活動，只有從搞好內政中取得。現在不在國內推行法術，而專門在外交上動腦筋，那是達不到使國家安定强大的目的的。
14. 鄙諺曰：“長袖善舞，多錢善賈。”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。故治强易爲謀，弱亂難爲計。故用于秦者，十變而謀希失；用于燕者，一變而計希得。非用于秦者必智，用于燕者必愚也，蓋治亂之資异也。故周去秦爲從，期年而舉；衛離魏爲衡，半歲而亡。是周滅于從，衛亡于衡也。使周、衛緩其從衡之計，而嚴其境內之治，明其法禁，必其賞罰，盡其地力以多其積，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，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，攻其國則其傷大，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，而使强敵裁其弊也，此必不亡之術也。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，治國者之過也。智困于內而政亂于外，則亡不可振也。
白話翻譯
民間的諺語說：“袖子長便可跳舞，本錢多好做買賣。”這是說條件好的事情容易成功。所以國家安定强大，就容易謀劃；國家貧弱混亂，就難以想辦法。所以爲秦國出計謀，變化十次也很少失敗；爲燕國出計謀，變化一次也很少成功。不是替秦國出計謀的人一定聰明，替燕國出計謀的人一定愚蠢，而是因爲秦國安定强大，燕國貧弱混亂，兩國的條件不同。所以周背離秦國去搞合縱，只一年的時間就被秦攻陷了；衛背離魏國搞連橫，只半年的功夫就被魏滅亡了。這就是說周因合縱而被消滅，衛因連橫而被覆亡。假使周、衛放緩參加合縱連橫的計劃，加强國內的治理，彰明法律禁令，堅定地實行賞罰，充分利用地力增加物質積累，勸導百姓竭盡全力堅守城池，天下各國即使奪取它們的土地所得利益也很少，攻打它們則會傷亡慘重，就是擁有萬輛兵車的强國也不敢在這樣堅城之下把自己拖垮，而讓別的强敵利用這種疲憊來進行攻擊，這才是使國家一定不會滅亡的辦法。放弃一定不會亡國的辦法而去幹勢必亡國的事情，這是治國者的過失。外交上無計可施，內政上又陷入混亂，那麽國家的滅亡就不可挽救了。
15. 民之政計，皆就安利如辟危窮。今爲之攻戰，進則死于敵，退則死于誅，則危矣。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，家困而上弗論，則窮矣。窮危之所在也，民安得勿避？故事私門而完解舍，解舍完則遠戰，遠戰則安。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，求得則私安，私安則利之所在，安得勿就？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。
白話翻譯
民衆通常的打算，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開危險和困苦。今天讓他們去打仗，前進就會被敵人打死，後退又要被軍法處死，那他可就危險了。拋弃私人的家事而堅定地去承受戰爭的勞苦，家庭有困難上面也不過問，那他家可就窮困了。處在窮困和危險的境地，民衆怎能不逃避呢？所以就事奉私家貴族而替他們修繕房屋，替貴族服勞役就能避開戰爭，避開戰爭就能得到安全。用財物進行賄賂而投靠當權者，就可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滿足；要求得到滿足，就能使自身得到安全；自身得到安全，利益就明顯地擺在那裏，怎能不去追求呢？因此爲國家出力的人少而爲私家貴族出力的人就多了。
16. 夫明王治國之政，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，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。今世近習之請行，則官爵可買；官爵可買，則商工不卑也矣。奸財貨賈得用于市，則商人不少矣。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，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。
白話翻譯
英明君主治理國家的政策，總是使商人、手工業者和游手好閑的人儘量减少，而且使他們名位卑賤，因爲從事農耕的人太少而經營商業、手工業的人太多。現在社會上向親近君主的人請托的事情很風行，這樣官職爵位就可以買到；官職爵位可以買到，那麽經營商業和手工業的人就不卑賤了。用非法錢財做買賣的通行于市場，那麽商人就不會少了。奸商搜括所得成倍地超過農民的收入，而在社會上受到的尊重又超過從事耕戰的人，那麽光明正直的人就會减少，而經營工商業的人就會增多。
17. 是故亂國之俗：其學者，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，盛容服而飾辯說，以疑當世之法，而貳人主之心。其言古者，爲設詐稱，借于外力，以成其私，而遺社稷之利。其帶劍者，聚徒屬，立節操，以顯其名，而犯五官之禁。其患禦者，積于私門，盡貨賂，而用重人之謁，退汗馬之勞。其商工之民，修治苦窳之器，聚弗靡之財，蓄積待時，而侔農夫之利。此五者，邦之蠹也。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，不養耿介之士，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，削滅之朝，亦勿怪矣。
白話翻譯
所以擾亂國家的風氣是：那些學者稱頌先王之道，憑藉仁義進行說教，講究儀錶服飾而又注意言語修辭，用以擾亂當代的法治，動搖君主依法治國的决心。那些言談者，製造謊言，借助外國的力量，謀求他們的私利，把國家的利益拋在一邊。那些游俠劍客，聚集黨徒，標榜氣節，用來顯揚他們的名聲，而觸犯國家的禁令。那些害怕服兵役的人，聚集在豪門貴族門下，大行賄賂，依仗權貴的請托，逃避戰爭的勞苦。那些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的人，製造粗劣的器物，積聚奢侈的財物，囤積居奇，等待時機，從農民身上牟取利益。這五種人，是國家的蛀蟲。君主如果不去掉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，不供養光明正直的人，那麽四海之內即使出現殘破覆亡的國家，地削國滅的朝廷，也就不足爲怪了。